我非常关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期的考古新成果。在古国第一阶段，基于牛河梁遗址的第一地点发现，把它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重要成果发布，自1981年至今，牛河梁遗址发掘工作持续了42年，可以说经过了三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取得了极为突出的学术成果。尤其在进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过程中，我们要把已有牛河梁的重要发现结合起来。从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历程看，可以看得出牛河梁遗址是有非常独特地位的。它一经被发现，就是红山文化研究的里程碑，不仅填补了红山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把文明起源连在一起。

具体而言我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牛河梁遗址是目前为止红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埋葬、祭祀和礼仪中心。以前我们讲，一开始牛河梁因为发现积石冢、石棺墓，那么习以为常，大家也讲牛河梁是一个埋葬中心，埋葬死者的场所，但是在同时我们就发现包括第一地点，笑冰和郭明他们取得突破性田野考古成果，九座山台，原来是品字形的，当时台基也看出来了，因为台基的边缘有石砌的围墙，在当年郭先生的简报中交代的就很清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台子。但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尤其是电子层达到4.63亿，这个是完全突破了我们原来已有的认识，而且女神庙建在人工堆砌的台子之上，我觉得这都是新的概念，那么这种方式又跟良渚文化，跟后来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有了这么一个联系，看到了这样一种传承关系，那么结合其他的，比如说第二地点，我们发现1号冢、2号冢有墓葬，到3号它就是三环石坛了，到4号就是方圆结构相间的、冢坛相结合，到了5号，其实我们原来把牛河梁第二地点5号叫冢，其实里面没埋有石棺，它就是一个长方形的，中间有一个横的石墙，其实它应该也是一个坛，应该是一个长方形的日字形的坛，那么到6号又是冢，所以说牛河梁第二地点准确讲应该是“四冢两坛”的结构，坛的存在就把牛河梁遗址所具有的祭祀功能体现出来了，就是说牛河梁不仅是埋葬死者的营地，更主要还是一种祭祀的场所，同时，这种方冢本身就是对天地的祭祀，在全国同期的考古材料中，我觉得没有发现，别的地方有类似的，但也很难讲非常明确，而且它的这种对天地的这种祭祀并不是说单纯的一种信仰，或者是一种宗教的东西，他有这种实际性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三环石坛最早的盖天图解，能够反映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和红山文化的农业发达的社会有一些关系，对天地的这种祭祀，在牛河梁这种大型的遗迹，就是我们的根脉，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就可以判定，我们的发展除了在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要素延续至今，这是牛河梁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那么同时，牛河梁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个礼仪中心，就是埋葬、祭祀、礼仪中心，它能够体现出来。贾笑冰和郭明先生他们最后根据最新发现提出和周礼联系，我觉得他们两位这两年做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礼制不仅仅是礼仪制度，那么还体现在墓葬和墓葬之间，牛河梁的墓葬能分出不同的种类，郭老师也分过，我本人也分过，但无论如何，看得很清楚，大中小型墓，而且他圹穴石棺的规模，而且埋葬的位置中心和非中心，最主要的是随葬玉器种类数量的多寡、组合关系的变化，能够反映出这种墓葬的级差，这种制度非常成体系的，这个是最早的。所以说，我认为牛河梁应该作为中国5000多年前的埋葬、祭祀和礼制中心。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这样的遗址，彰显红山文化晚期这种强大有序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还有这种大型工程的规划管理和组织实施能力。我们研究良渚文化的时候，经常说这个城有多少劳动力可以把它建造起来，水坝有多少劳动力可以建造起来。其实，牛河梁遗址本身也能够体现出这种高度的社会管理体系，还有这种大型工程的管理和组织实施能力，这个都是进入文明社会必不可少的，所以说红山文化是进入古国阶段的重要体现。

第二，我们在从已有的资料发现，第二、第五、第十六地点，大型石棺墓的表现，红山文化的时候确实出现了独尊一人的王者，第二地点的2号冢大墓是在牛河梁遗址里面规格最高一座墓葬。从它处在方冢的中间，就可以看到这种礼仪之态，郭老师、孙院士叫做山陵、王陵，有这样的一种气势。那么包括第五地点的1号冢的1号大墓，这里要说一下，我们讲的中心大墓，像第二地点2号冢的1号墓就是，那么第五地点的1号冢，它没有处于中心，略偏一侧，是因为中间有个石包，石包用王振中先生的话讲，就是石社，对于社的这种，红山文化也是最早的。刚才我讲过，随葬玉器看出来形成的这种制度，彰显了墓主人生前这种高级的统治地位，所以说，我认为第二、第五、第十六地点，包括第十六地点M4保存非常完整红山文化时期王者的墓葬，那么不仅是对学术研究、对文化遗产保护更具极高的价值，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挖，同时也建议，要加强对上述地点保护，可以做一些展示内容。

第三，我想讲一些玉的问题。牛河梁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对于构建中国优化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前，在国内外的博物馆中存留的一些玉器，包括红山文化的玉器都被认为是商周或者是更晚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它会是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时期的，包括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法国吉美美术馆，英国大英博物馆都有这样的器物，包括斜口筒形器，我在哈佛的时候，在一座艺术博物馆看到里面有一件，而且上面还有这种连弧纹，可以说等级非常高。但是正因为牛河梁遗址的发掘，郭老师讲第二地点M4，出土玉猪龙红山龙，我经常用郭老师那句话叫一锤定音，这是多么重要的事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发现，我们对龙的认识还是龙出辽河源，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认识，可能不知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但正是我们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对我们研究龙的起源，研究玉器，研究玉礼制，提供了一套科学的材料。我跟邓峰先生做红山文化玉器公益考察，我们做完了之后就得出一种认识，这种认识它不仅是一种学术语言，更是一种感受，红山归来不看玉。我们不是说别的玉器不好，而是说红山文化玉器从造型、从用料、从工艺所体现出来的水准，在人类艺术史上，在同期的材料中，很难有和他相比。这个是更加有一种感同身受，它不是学术研究的理论认识，而是一种认识，我们都认为红山归来不看玉，就是说凸显了红山玉器的研究价值，或者说凸显了红山文化玉器作为中华5000多年文明核心物质载体的这种重要价值。那么再就是它的这种礼制形态，是我们目前能够确认中国最早的玉礼制形态，包括对凌家滩文化，对良渚文化及夏商周三代的玉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在看到红山文化晚期取得开创性物质成就的同时，红山文化晚期的精神领域的成就也值得我们注意。这里边强调三点，一是天地崇拜，二是祖先崇拜，三是龙图腾崇拜。我们2012年在敖汉旗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发现整身陶人，王巍所长当时去的时候就说，这是活生生的5000年前的祖先的形象，我觉得红山文化的这种祖先崇拜的观念，直接影响至商。那么包括天地崇拜，对后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包括这种龙图腾的崇拜。龙的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比如说我们看红山的龙、和凌家滩的龙，可能都有自己的起源地，比如说凌家滩的龙有角，另外我们注意到凌家滩的龙脊背上有阴刻纹，但最主要是钻孔方式不一样，红山的龙都是在颈部钻孔，那么凌家滩的龙钻孔在尾端，所以说这不是一个系统，你不能说红山龙影响了凌家滩龙，也不能说凌家滩龙影响了红山龙，但是中华龙的主脉是红山龙，因为红山文化除了玉猪龙，还有C龙，C龙我们看，到了汉代，比如说安徽的三角圩，诸如汉代的玉龙，这种飘扬的勾角，这种风格就是跟红山文化的龙如出一辙，包括到魏晋时期的龙，甚至唐代的龙，比如说唐代有一种龙有网格纹，红山碧玉龙、C龙额头和顶端都有这种网格纹。这种网格纹，李新伟先生曾讲过，是天网恢恢，所谓的天网从红山龙就有体现，一直到后来，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龙，很多上面都有这种网格纹。我们看到上海博物馆藏了一件玉璧，上面浮雕一条龙，龙身上也是这种细密的网格纹，这种细密的网格纹最早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小山尊形器上，鹿猪鸟等动物图案身上的这种细密的网格纹，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辽西找到它的传统。还有就是这种龙纹，龙纹就是这种半圆形的龙纹，在商代的玉龙上、陶寺的龙纹盘上有，那么再往前追，就是红山的彩陶上的龙纹，再往前追，就是查海的泥塑的龙纹，就这种半弧形的，所以说是龙的起源重要源头之一，由此我们认为，红山文化进入文明社会，这次探源工程提出进入古国的第一阶段，对我们红山文化多年的最新研究成果的一种肯定，也是正确认识到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其中牛河梁遗址甚为重要，那么同时也希望借助我们这样的一些发现，做好展示传播工作，推进红山文化遗址的申遗工作。

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发布会提出古国阶段和古国时代和第一阶段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这个概念的提出，有什么重要意义。

第二，未来我们红山文化研究还要侧重哪些方向。

第三，从展示和宣传的角度去做的事。

我谈谈个人感想，实际上第一个问题，应该是王巍先生、张弛先生他们去提取出来的，他们应该有自己的想法。我是这么理解，概念提出很有必要也很重要。我们对中国历史的阶段的表述有若干种方法，但作为考古学，它有自己的话语体系，考古学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这是考古分阶段的三种表述。正是因为有三个阶段的划分，考古学才成为一个单独的一门科学。它已经脱离历史学了，有自己的方法，有自己的阶段划分，有自己的研究目标。那么就中国的考古学来说，我们除了沿用的这几个时代之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是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对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过去我们又有这样的一个划分，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我们管它叫做查海时代、仰韶时代，龙山时代。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孙守道、郭大顺先生提出来一个叫玉兵时代，玉兵时代提出来之后反响不大，但也有人讨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个是打仗，一个是祭祀。那么这个兵未必就单纯的是兵器，恐怕是国家的力气都包括在内，一个是战斗，一个是打仗，一个是祭祀。事实证明了在我们提出的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无论是红山还是凌家滩，都是以玉器作为灵器的。古国时代是怎么来的，是苏秉琦先生对中国国家发展提出了三阶段这样的理论“古国阶段-方国阶段-帝国阶段”。那么关于古国-方国-帝国，学术界有好多争议，那么有人说古国应该叫神国或者神王之国，或者叫王国不叫古国，但是苏秉琦先生对古国是有特指的，它是指在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形成之前，中国范围内各大文化区系的文化一次大重组。各区域文化大重组集大成，各区域都产生了古国，是这个概念。现在我们把古国概念提出来之后，再看看三个阶段的划分。古国提出来我想也是从咱们中华民族整个中华文明这个角度上来提出来的。那么我们过去在中国历史上，有王朝时代，夏商周开始。在夏商周之前又有一个古国时代，古国时代是从5800年前到3800年前，相当于我们过去讲的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明确中华文明形成的早期阶段我们已经有了国家，这个国家概念结合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参照了国外文明的这种标准。那么这个国家的出现是5800年前，我想这个应该是以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而确认的实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有三个阶段的不同的物化的表现来支撑我们古国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又延伸了中华文明历史的年限。那么作为牛河梁遗址来讲，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提了两个代表，一个是牛河梁遗址，一个是凌家滩遗址。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大约为距今5200—4300年前后，主要提了良渚遗址。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大约为距今4300—3800年前后，以石峁遗址等为代表。那么这三个阶段是正好相当于三皇五帝那个阶段。三皇五帝之后是夏商，作为从历史研究角度上讲的，我觉得这个阶段的提出一定会具有世界意义的，因为我们是作为官方向世界公布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理解。

第二，谈一下关于古国阶段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要研究什么内容。我们研究的是具体的学术问题，要知道是哪些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不要提出来一个牛河梁文化的问题，因为它作为中国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涉及到一个问题，所有的各个阶段代表，基本上都是有单独的文化，比如说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牛河梁遗址属于红山文化，我不是要给红山文化改名字，而是因为作为红山文化发展到最晚期阶段的这个牛河梁类型，已经达到了古国阶段，它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它在物质层面的文化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在精神层面上有怎样的表现。所以说，红山文化现在看来也是比较大的概念，比如这种牛河梁文化，那么我们不一定把它变成一种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变成一种社会现象，提出这种牛河梁文化的概念来以后，可以联合历史、哲学各个方面的学者，通过对我们考古学者发现材料的阐释，在各个方面阐释牛河梁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什么模式的中国古代文化形式。我觉得这是一个要重点考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与凌家滩等同一阶段文明关系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具有五大特征，强调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实际上很早的中国考古发现就已经显示出这种情况了，杨明先生讲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实际上在红山文化时代、仰韶文化时代，这个时代许多学者都提出这是中国第一次大统一的时代，主要表现在彩陶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虽然各有各的这个特点，那是因为中国地域面积太大，当时的那种交通的水平，没有能力管理更广阔的地区，但是不排除他们之间的文化交往是非常的平坦。所以说我们要研究第一阶段文明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独立发展，还是相互之间有共同体这种有意识的问题。第三是要研究一下三个阶段的关系，就是与后一阶段的传承关系，比如说第一阶段对第二阶段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影响，我觉得是最根本的。历史研究是要研究历史发展规律，那么考古研究过去把它确定的目标，也是要研究历史发展规律，但后来苏先生提出了一个更切实可行的研究目标，要研究把我们56个民族14亿人口凝聚起来的文化基础结构是什么。所以说提出了学习类型研究的这种理论。那么他在接受香港民报记者的采访的时候，民报记者问苏先生，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到底是什么？用一句话概括。咱们过去知道仁义礼智信，苏先生讲叫天地君亲师，这个天地君亲师我还真的查了一下，这是春秋时期已经固定下来了，到了清代，几乎每一个家庭里都供一个牌位，上面写着天地君亲师。苏先生没有进一步阐述天地君亲师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但是我们确实可以从牛河梁遗址里面看到天地君亲这样一个概念，那个师我们找不到，也许还有。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天和地是什么，在当时人的心目当中天和地是什么，那么《易经》已经讲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那么当时是不是，我觉得恐怕在中国的传统观念当中，天和地都是自然，人不可能达到的那种自然所形成的那种威力。那么在中国这个人的人和自然和谐观念下，都是属于天和地的子孙，自然就具有这种包容性，所以说中华文明传统特征应该是这样。回过头来，就是说如果作为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牛河梁遗址铸就了什么样的中华文明特征。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是不是从红山文化上继承来的，所以我们从哪能看出它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里面我觉得应该是确确实实要考虑的，我们物化的这些材料当中，体现出来什么样的问题。假如，在红山文化之前，人们对自然界的这种这种感觉和体会认识的主要是敬畏的话，那么我觉得在牛河梁这个阶段有了非常强的参与和竞争的意识。也就是说，在之前对自然还是一种依赖的，然后到红山文化这个阶段是有的非常强烈的这种参与的意识，大概有了通过创造可以胜天这种概念。那么到了王朝时代，实际上神权已经退居到次要的维度，那么现在这个阶段还是王权和神权并列的这个阶段，我觉得王权恐怕在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已经为主导，这里面我们看看红山文化的几个重要的东西都怎么形成的，我们先看这冢的问题，宝玉院长到我们考古现场去看，当时我介绍三家东北遗址发掘的这个地层，确定地层下面有那么多墓，当时宝玉就说了一句，这些人可不是一块埋葬的，那么要是陆续的，这个地层需要无数年才能形成。我过去也写过红山文化墓葬剖析，觉得我们最终看到的红山文化积石冢是一个王陵，是一个很高大的坟丘，下面有人，这个人我们是建完坟丘之后把人塞下去的吗，还是先有人后有坟丘，自然是先有人后有坟丘，先有故去的人，那么我们看的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里面坟丘下边人可不是一个。2号地点里边各个冢底下都是两三个人，3号地点下面都十多个人，这十多个人都是同时没的吗？显然不是。也就是说在积石冢建造之前，有一个单独埋人这个阶段，以后要把一些人统一封起来形成一个冢，那么也就是说对人是越来越重视的。还有现在贾老师发掘的大平台，我觉得就是红山文化的城，现在也十多万平米连续的大平台。我发掘过秦始皇的行宫，那是秦帝国的国门，秦始皇行宫怎么建的？它是原来的地表坑坑洼洼不平，为了建行宫的先打基础，把基础夯土墙建成以后全埋在底下，基础埋在底下，不漏明，在地面上要有搞建筑，再搞台基，秦始皇行宫最高的、等级最大的台基的高度是2.16米，也就是说在2.16米大台子上再建秦始皇的住房。当时下面还有几个左右街和左右侧街，傅熹年先生来看了之后感慨说，我今天才明白什么叫陛下。他知道在文献记载中这个陛下是皇帝专属的称谓，但是陛下的来历却是皇帝宫殿下边两个知己的护卫的名称，也就是说他见到秦始皇行宫下面的光夯土台基就2.16米高以后他感觉到了，皇帝应该以后自称陛下。牛河梁这个山台应该也是这样，尤其是在相比较之下，女神庙还在稍微次一点的位置上，确实要考虑一下在对人神之间的关系上到底谁主谁次的问题，因为就女神庙来讲，过去我的印象是女神庙发现两个庙，现在我们发现的还存留的庙，有半环形的，南边还有个小庙，当时挖的主要是动物和植物的形象，里面是没有人的。也就是说女神庙分两部分，北边应该是侧重以人为主的，南边是以动植物为主的。所以说，这个庙现在看来不挖真就不知道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第三，我们有考古遗址公园，如何展示遗址我就提一条建议，把它建成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相称的一个展示中心，我也看了咱们也有5D展示。刘庆柱先生讲过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他讲的典型例子是北京的帝王庙，明代人建的，清代皇帝有句话“中华统绪，绝不断线”，把中国的所有皇帝都在庙里祭祀了，当然没有秦始皇，因为他名声不好，也没有清代的皇帝，剩下都有。那么帝王庙里最早的三代就是伏羲氏、炎帝神农氏和皇帝轩辕氏，所以说我就一直在想作为中华文明最开端的这种见证地，牛河梁的展示应该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才能体现出来与它相称的文化地位。